中国金融学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快速发展，创新举措层出不穷。金融的快速发展不仅为经济长期繁荣提供必需资金，也为中国金融学发展提供丰富研究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金融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交汇在一起，在对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对金融学研究提出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带来激动人心的理论创新机遇。

　　定义并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高质量金融。金融的本质是把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以简单、直接、透明、有效的方式连接起来，服务实体经济。长期以来，受“金融发展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深化理论影响，不断扩大金融资产规模被普遍认为是发展金融、繁荣经济的必然途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金脱实向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反复提醒我们，更多的金融并不意味着更好的金融，规模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例如，增加的货币供给及攀升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也可体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但这种规模扩大如果超出合理限度，就会破坏经济发展。又如，实体企业以产融结合之由大举进军金融业也能带来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大，但这不仅会加剧金融领域的低质竞争，致使金融中介效率低下，而且会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金融服务覆盖是否广泛、金融中介是否有效率等才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指标。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学研究应深入回答以下问题：我国合理的金融规模是多大？什么样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更有利于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怎样把金融业附加值占GDP的比例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产业和金融结合的适当边界在哪里？等等。

　　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枢纽。除了融资，金融体系的另一重要职能是价格发现，即提供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金融资产风险水平的统一定价。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价定律。如果违背一价定律，就会产生套利或寻租机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发展阶段等原因，违背一价定律的现象在我国还大量存在，由此带来一些寻租行为和金融乱象。例如，刚性兑付或者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风险溢价不能得到合理估值，这些机构乐于通过不断融资来实现规模上的突破。这不仅降低投资效率、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而且使得我国迟迟不能形成市场化的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给风险资产定价的“锚”；上市公司“壳”价值的存在，同一企业A股和H股价格的背离，也都是对一价定律的违背。梳理林林总总的违背一价定律的现象，找到消除它们的方法并付诸实施，将为金融学提供众多重要研究课题。再者，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建立信任成本高昂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消费金融面临的最大瓶颈。金融如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科技深度融合，大幅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迫切需要金融学研究去破题。

　　提炼独具特色的中国金融实践经验，构建辐射世界的中国金融理论。过去40年，我国金融领域改革者和实践者不囿于陈规俗见的约束，创造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例如，以开发性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实践，通过对国家信用的证券化来获得资金，以保本微利为目标，采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国家战略；在金融不断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采取进退有据的金融开放策略，建立审慎的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健驾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外开放和减少资本管制这“三驾马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在经济发展早期资本严重缺乏时，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的未来收益“证券化”，以房地产投资和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独具特色的金融实践既符合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特点，又蕴含现代金融学的激励相容理论和通过证券化实现价值的跨时空交换等智慧。提炼这些金融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对我国金融学研究来说，不仅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